韩会死后，韩愈由长嫂郑氏哺养，备历艰辛，至于成立。《祭郑夫人文》中详叙抚育之情，直是声声血泪，可见其受恩之深。俗语说：“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特别是像韩愈这样的经历，真正体现了封建社会家族关系中的这一人伦准则。祭文中也说：“视余犹子，诲化谆谆”；“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尔幼养于嫂，丧服必以期。’今其敢忘？天实临之！”足见他对兄嫂的感情之深。

但在韩愈的生花妙笔之下，却有一件难于实录的事，那就是韩会的遭贬。因为此事委实不太光彩，韩会是因党附权奸元载而受到惩处的。

韩愈成名之时，上距元载之死，已有二三十年的间隔，历史已为这位显赫一时的人物作出了定论。他玩弄权谋，培植私党，贪赃纳贿，声名狼藉。由这一案件而遭贬的人，自然也是名声不佳的了。

但韩会却是一位自命甚高的人物。《旧唐书·崔造传》曰：“永泰中，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好谈经济之略，尝以王佐自许，时人号为‘四夔’。”钱易《南部新书》卷丙记载全同，当是袭用前人著作而著录的，此说所从出的原书已佚，谅来是中唐时期的人所记。李肇《国史补》卷下还说：“韩会与名辈号为‘四夔’，会为夔头。”可见他在这些人物中的突出地位。

这一些人虽然自命甚高，但并没有什么卓越的才能。因为政治上无所建树，所以也没有什么记载流传下来。崔造夤缘际会，虽曾一度拜相，但新、旧《唐书》上都说他“不能权济大事”，“莅事非能”；韩愈怀着特殊的感情为卢东美作墓志，也只能说是“在官举其职”而已。韩会的政治活动一开始就遭到挫折，未能充分施展才能，但在他得意时，似乎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于是韩愈只能从“德行”上去表扬先兄了。《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曰：“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学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阳卢君东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间，天下大夫士谓之‘四夔’，其义以为道可与古之夔、皋者侔，故云尔。或曰：‘夔尝为相，世谓“相夔”。’四人者，虽处而未仕，天下许以为相，故云。”《韩滂墓志铭》曰：“起居有德行言词，为世轨式。”但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的。这样一位拟于夔、皋的圣者，却因依附声名狼藉的权奸而遭贬，这真是最大的讽刺。对于深受长兄养育之恩而又以家世自负的韩愈来说，确是不太容易启口的。

于是他就只能虚晃一枪，推说韩会之贬乃因遭到了谗言。《祭郑夫人文》中说：“年方及纪，荐及凶屯。兄罹谗口，承命远迁。”只是这种说法提不出什么事实根据，缺乏说服力。因为元载一党的覆没，是当时朝廷上的一件大事，韩会之贬，为的是关系不同寻常。《旧唐书·代宗本纪》大历十二年夏四月“癸未，以右庶子潘炎为礼部侍郎。贬吏部侍郎杨炎为道州司马，元载党也。谏议大夫知制诰韩洄、王定、包佶、徐璜，户部侍郎赵纵，大理少卿裴翼，太常少卿王，起居舍人韩会等十余人，皆坐元载贬官也”。《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二年四月“癸未，贬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包佶，起居舍人韩会等，皆载党也”。可见韩会确是元载一党的核心人物，这是韩愈无法为之洗刷的。

韩会曾撰《文衡》一文，对韩愈影响至巨。王铚《韩会传赞》曰：“观《文衡》之作，益知愈本六经、尊皇极、斥异端、节百家之美，而自为时法。立道雄刚，事君孤峭，甚矣其似会也。孟子学于子思，而道过之，圣人不失其传者，子思也。会兄弟师授伟矣！”[21]足以说明韩会的文学事业曾给韩愈以启导。他在政治上的颠踬，也就成了韩愈的隐痛，自会引起他深沉的思考。

我国古代士人对其出处，常是表现为两种态度。一种是科举出身，逐级升迁，不图幸进，也不急于求成。一种是自负其才，以管、乐自许，平时注意传播名声，希望获得有力者的援手，遽躐高位，一展抱负。每当政治发生危机、社会处于动乱时，后一类人就更有冒头的机会。即以唐代而言，玄宗至代宗时，曾经出现过张镐、李泌等人物。可见这条终南捷径还是颇有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