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农业工具——犁锄杈镰和水车等已十分完备，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更加丰富，北方种稻在宋代已经开始，但明代的南方又开始大量播种双季稻和三季稻。甘薯和玉蜀黍（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北方种植的面积扩大了。粮食的相对充裕使河南、河北、山东和两淮地区普遍大面积种植棉花。在南方松江地区万亩的垦田中甚至有一半以上种植棉花（《农政全书》），农民以织助耕，有的地区达到“十室之内必有一机”（《天工开物》）的水平。工匠们在明代把旧的织布机改成了效率很高的“改机”，农民中出现了一部分专以织布为业的机户，另一些农民则专门植桑养蚕，以供丝织手工业之用。由于明朝从海外传入了墨西哥的烟草，烟草种植业也很有兴旺气象，明末已有大量人吸烟，但烟草手工业却还没有出现。这大概是惟一的耗损农业耕地却没有促进手工业发展的行业。当然，烟草在商业方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棉丝纺织业方面的家庭工场和私人专营工场外，明代在采矿、冶金和陶瓷等行业都出现了规模甚大的民办工场。在全国最有名的江西景德镇瓷窑中，有座官窑，多座民窑。在官办和私营的丝织、造纸、浆染、榨油、铸铁、制瓷等行业的工场和作坊中，都有被雇佣的专门出卖劳动力的日工和月工。

当民间有了新的财源和富户之后，朝廷自然会增加新的税目，各级官僚也不会放弃中饱私囊的机会。这样，社会矛盾也就出现了。由于民间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在明代反对朝廷和官府的斗争中就不仅仅是传统的破产农民中的“流寇”和饥民了，而出现了所谓“矿盗”、“炭党”、“蓝徒”，他们实际上都是工场工人中的反抗者。明代手工业行会中的工人和城市居民反抗官府的矿监、税监的斗争曾多次爆发，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值得注意的城市工商业者反对专制官僚统治集团剥削的斗争，正是资本主义即将兴起的一缕晨光。

但是，由于中国城市中工场手工业者和商人没能通过海外贸易来寻找新的经济出路，因而他们的事业仍然被限制在大陆农业经济的范围内，无法取得冲击这个传统经济的强硬有力的开放性经济支点，进而在强大的皇权和专制官僚统治面前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这种皇权和官僚统治正是遏制民间资本向海外发展的主要力量。这样，随着农民和地主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总爆发，中国城市中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便在整个社会破坏性的历史大震荡中被摧折了。而且，即使没有这样的历史大震荡的摧残，也很难想像它会很快长成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树。

旧知识和新知识

明代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在宋元的基础上还没有发生重大的革命，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还没有使社会对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变得足够强烈。但这个时代的几项重大科技成果在中国科技史上无疑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们反映着明代科学技术在当时社会中依然如旧的总处境，也表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在原有范围中的成熟性发展和向一个新的转折点的逼进。

除了前面已经叙述过的许多技术成就，还有一部集中地全面反映明代农业和手工业的鸿篇巨著——《天工开物》。这是博学多才的学者宋应星（～）写的。宋应星岁在南昌得中举人，此后曾在八股文考试中五次进京，但均未高中，做过低级官吏。他后半生对技术的热情和献身精神远远超过了对仕途的追逐。他潜心研究并于年撰成的《天工开物》是继战国时的《考工记》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技术巨著，是中国社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的一部伟大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百科全书。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言中表明他写此书的目的是让一般的士人了解更多的实际的事物。这是针对当时的知识分子重经文而轻格致之学和技艺而写的一部著作，因而作者也指出这是一部“大业文人弃掷案头”、“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书。该书出版后曾在明末清初风行一时，并使作者在身后获得了世界性的声名，但在清朝乾隆时代以后被中国社会所冷落。《天工开物》在传入日本后受到了欢迎，逐渐被译为日、法、德、英等文，被外国人视为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据此书和明代各类文献资料以及大量遗址和遗物可知，明人已经采用火药爆破法采矿，用竹管吸排煤矿中的瓦斯气，发明了焦炭以冶铁，冶金炼钢法有了改进，并最早开始炼锌。在冶金技术方面广泛采用了鼓风的活塞式木风箱，并用木铁结构的机车在矿山运料。与纺织的改进和推广联系起来看，明代后期手工工场中的机器已经相当复杂，机器的手工制造工场已有相当大的规模。

如果比较一下宋应星所处时代欧洲的手工业技术就可以看出，中国和欧洲的技术水平当时是相近的，并没有拉开很大的距离。因为当时在欧洲发表不久的著名技术著作是意大利人毕林古齐（～）的《烟火术》（年发表）和德国人阿格里柯拉（？～）的《金属学》（年发表）。这两部书比《天工开物》早七八十年，但它们所反映的技术水平是相近的。惟一不同的是：从宋应星的书虽然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技术正在向一个新的进步阶梯逼进，但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缺乏一种推动力，这个技术上刚刚出现的进步趋势在逼进临界点时停止不前了。中国人的技术发展没有走向变革，宋应星的书不是攀登新的技术阶梯的垫脚石，而变成了一个历史总结。而在欧洲，科学则大踏步地发展起来，从而最后和技术一起汇成了一股科学技术全面进步的浪潮。关于这一点，值得提到两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这就是比宋应星大岁的意大利人伽利略和在宋应星辞官回乡隐居（年）时刚刚两岁的牛顿（～）。

中国传统的医药学在明代有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它是由湖北人李时珍（～）树立起来的。李时珍出身于一个世代医家，试图求仕，岁时中秀才，但其后三次乡试都未中举。在心灰意冷中他同科举仕途告别，投身于先辈的行业，并把毕生精力花费在药物学研究上。他的勤奋和天才使他成为名医和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的万字的《本草纲目》是研读前人书籍的读书心血与千百次采药行医的经验结晶。在介绍该书时，他写道：“唐宋本所无、金元我明诸医所用者，增入三十九种，时珍续补三百七十四种，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可裨《尔雅》、《诗疏》之缺。”（《本草纲目·凡例》）此书在作者去世三年后出版，迅速在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和欧洲流传。李时珍的书在药物的数量和对所载药物的研究方面都超过了《神农本草经》以及唐代官方的《新修本草》。明代在医学方面还有三位有创新思想的人。元末明初的江苏昆山人王履于年写出《医经溯洄集》，指出了温病（传染病）与伤寒的区别，开始了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明末的江苏吴县人吴有性（～）在各地行医的过程中对传染病作了专门研究，写出了《温疫论》一书，为中医温病学说奠定了基础。另一位江苏南通人陈实功（～）则是一位外科专家，年写成著作《外科正宗》，他能把切断的喉管缝合起来。他们给传统的中国知识宝库中增加了新知识。另外一件重大的医学发明是明朝隆庆年间（～）安徽太平县一带的民间医生发明的预防天花病的人痘接种方法，开始向全国传播，这无疑是高出当时世界上任何地区医学知识的免疫学大发明，反映了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坚韧生命力。

显然，只有在一个世世代代以农业种植为生的农业民族中才可以产生李时珍这样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中医中药学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同根相连。任何一个民族同疾病作斗争的条件和技术总是建立在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所提供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汉族医药学与藏族、蒙族以及所谓西医的区别都是历史上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所造成的。在古代，它们的区别并不明显。但在李时珍的时代，西方医药学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势头，李时珍则致力于一个古老的医药学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