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我水师粮台银两尚有赢余，弟营此时不缺银用，不必解往。若绅民中实在流离困苦者，亦可随便周济。兄往日在营艰窘异常，初不能放手作一事，至今追憾。弟若有宜周济之处，水师粮台尚可解银二千前往。应酬亦须放手办，办在绅士百姓身上，尤宜放手也。

◎评点：脚踏实地克勤小物

曾氏教弟“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脚踏实地”好理解，“克勤小物”是什么意思？曾氏有一则读书笔记，标题就叫作《克勤小物》。看他是如何写的：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栋，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细密，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读了这段文字后，我们明白了，原来“克勤小物”，乃指的是勤勤恳恳地做好一件件小事。一件件小事都努力做好了，大事业也就自然而然地成就了。

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便是实实在在不尚空谈，故而清谈之风，只行于魏晋之间的一个短暂时期，之前之后都很少看到那样一种弥漫整个社会的以说话为衡量人之高下标准的风尚。当然，“实在”的过分便是板滞，故抽象的、思辨的、探索玄虚世界的学问在中国一直不太发达，便是这个传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过，话要说回来，这个负面影响毕竟是次要的，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探求理论和虚空的人只需极少数便行了，绝大部分人都应该从事实际事务，故而我们提倡实干，不尚清谈。

曾氏在《克勤小物》的笔记中还认为大臣必须亲细事，对“陈平不知钱谷”的美谈提出批评，并明确地表示讨厌魏晋时期的清谈之风，说何晏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客观地说，“空谈”一类的活动，对于提高思辨或许有所裨益，但对于干实事的人而言，只会有妨碍而并无太多的帮助。曾氏一生不喜欢话多言辞巧的人，力主笃实勤奋。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资今人借鉴。

致沅弟（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沅甫九弟左右：

二十七日刘福一等四人者归，接弟信，并《二十二史》七十二套，金、史赙银三百两，具悉一切。此书十七史系汲古阁本，《宋》《辽》《金》《元》系宏简录，《明史》系殿本，较之兄丙申年所购者多《明史》一种，余略相类，在吾乡极为难得矣。吾后在京亦未另买有全史，仅添买《辽》《金》《元》《明》四史及《史》《汉》各佳本而已，《宋史》至今未办，盖缺典也。

吉贼决志不窜，将来必与浔贼同一办法，想非夏末秋初不能得手。弟当坚耐以待之。迪庵去岁在浔，于开濠守逻之外，间以读书习字。弟处所掘长濠，如果十分可靠，将来亦有闲隙可以偷看书籍，目前则须极力讲求濠工巡逻也。

澄弟于二十二日下县。赖明府于蝗蝻事办理极为认真，有信邀绅士去。温弟于二十五日回家。亦山先生二十二日归，二十六复来。瀛皆先生二十上学，二十二日开课，亦山亦执贽受业。甲五目疾总未甚好，右目外云如故，左目已属大好，究不能与常人一般。九弟妇体气极弱，服峻补之剂，日有起色。再过数日，应可出房照料杂事。青山二十七日暂归，余嘱其初一复来。二十八日夕接弟二十二日信，亦请青山在此多住月余，二月内必坚留之也。

周济受害绅民，非泛爱博施之谓，但偶遇一家之中杀害数口者、流转迁徙归来无食者、房屋被焚栖止靡定者，或与之数十金以周其急。先星冈公云“济人须济急时无”，又云“随缘布施，专以目之所触为主”，即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若目无所触，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济之，与造册发赈一例，则带兵者专行沽名之事，必为地方官所讥，且有挂一漏万之虑。弟之所见，深为切中事理。余系因昔年湖口绅士受害之惨，无力济之，故推而及于吉安，非欲弟无故而为沽名之举也。

金、史谢信此次未写，少迟再寄。李雨苍二十九日到家。孙朗青、吴贯槎均来。初四日系先大夫初周年忌辰，敬办小祥祭事。俟日内再行详布。即问近好，诸惟心照。

兄国藩手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