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对用兵方法的论述第一主张以“不可胜”取胜不以侥幸取胜认为

其三，对用兵方法的论述。第一，主张以“不可胜”取胜，不以侥幸取胜。认为：“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执不可胜之术，以遇可胜之敌，若此则兵无失矣。”作者继承了《孙子兵法》中“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思想，指出利用敌之弱点是应该的，但不可将胜利寄托于敌人的失误上，应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可胜”之兵的取得，在于建设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队伍，所谓“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即只有筑关险、秣马厉兵、刻苦训练，才能具备克敌制胜的物质力量。第二，主张有勇有智，因势利导，机动灵活。说：“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强调战术指挥者要智勇双全。又说：“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因而加审则胜不可穷矣，胜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不可胜也。”强调作战指挥要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具体条件，化不利为有利，因敌之情为我所用，随机应变，神秘莫测。第三，外攻内攻并举，攻城攻心结合。吕书讲述赵、齐一战，赵大胜而收敌兵尸体三万具，赵将孔青打算用齐兵之尸筑两个京观（合葬的高坟头），炫耀胜利。赵臣宁越则建议：“不如归尸以内攻之”，“彼得尸而财费乏，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假若齐人不纳尸，则罪有三：“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外攻指军事攻伐，“内攻”指用政治手段从内部瓦解敌方。吕书对有关历史战例的引证和分析表明，它已注意到兵战与心理战相结合这种军事辩证法的妙用。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吕氏春秋》将“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作为作战指导的一个基本原则，主张在举“义兵”的整个过程中，充，分重视“民心”问题。它继承了儒家“爱民”思想，认为对广大人民要实行“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的基本政策，以赢得人民对“义兵”的拥护和支持。它的基本结论是：“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

总之，《吕氏春秋》的军事思想虽未能充分展开，但确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都超过了春秋战国诸子的认识，反映了古代思想家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又有了一定的进步。

西汉的军事思想

张良与黄石公《三略》

张良，字子房。战国时期韩国人，其家五世为韩王相。秦始皇二十九年（前），二十岁的张良雇一力士行刺秦始皇未遂。此后乃更名换姓，亡匿于下邳（今江苏邳县）。后来，在那里遇一自称“黄石即我”的老人，得《太公兵法》一书。相传此书即流传迄今的《黄石公三略》。在以后的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张良就是以这部兵书为军事指导，扶助汉高祖刘邦取得政权的。

《黄石公三略》中如同其他古代兵书那样，掺杂有后人的思想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中主要内容还是可信的，所以它自宋代即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受到历代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三略”，即上中下三篇谋略，根据《史记》所载，它是由黄石公保存的西周姜太公《太公兵法》入今日所见版本约余字。作为兵书，《三略》的显著特点是偏重于阐述政略，与《孙子》等偏重于讲军略有所不同。从形式上看，书中往往引用古代军谚和兵书中的话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如书中频繁出现的“军谶曰”、“军势曰”等句式，就属于这种情况。从内容上看，作者非常注重对君臣关系道理的阐发：上略中讲到将帅与部下的关系，中略讲到国君与将帅的关系，下略则更进一步讲到国君与文武大臣的关系。兹将三略内容分述如下。

.上略：中对将帅与部下关系的阐述。上略共有余字，占全书一半以上内容，并从以下几方面重点阐述了将帅与部下关系的重要性。其一，将帅要懂得“通志于众”的道理，要使全体官兵明确，他们是为着一个崇高思想——“志”而作战。如此，将帅方能调动部下积极性，无往不胜。其二，将帅对部下要根据其所长，适当发挥其作用，使柔、刚、弱、强四类人都各尽所能，作到“兼此四者，而制其宜。”作者还把详察部下心理视为“军国之要”，他把部下又分为：危者、惧者、叛者、冤者、诉者、卑者、强者、故者、贪者、欲者、畏者、谋者、谗者、毁者、反者、横者、满者、归者、服者、降者等种，并逐一提出了驾御他们的相应办法。其三，将帅要赏惩分明。就奖赏而言，作者认为：“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把礼和禄作为精神和物质的重要奖赏手段，作者非常推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军谚。就惩罚而言，作者认为治军要严，否则“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其四，将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作到军谚所言：“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其五，作者在上略的最后，一连排比了十条军谚，指出将帅们在处理与部下关系时的兵家十诫，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将帅能去奸佞而用贤人。

.中略：对国君与将帅关系的阐述。中略是对上略内容的延伸，着重谈的是国君与武将的关系，其中不乏精辟之处，为历代封建君臣所推崇。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人主“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其主要观点如下：其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作者引用古兵书语，认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如果将帅进退均由国君操纵“则功难成。”其二，君臣双方都应重视自身道德与威严的树立。认为，国君无德则“臣叛”，无威则“失权”；臣下无德则无以“事君”，无威则“国弱”，但“威多”也要身败名裂。其三，国君光有道德还不够，必须兼施以“权变”之术。认为，不用计策，“无以决嫌定疑”；不施诡道，“无以破奸息寇”；没有阴谋，“无以成功”。其四，战争之后必须收回将帅兵权。认为，“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但作者进一步解释说，“亡者，非丧其身也。”不过夺其权力而已，同时要给与功名利禄，荣华富贵。

.下略：对国君与文武大臣关系的阐述。作者自己讲：“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所以，人主“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所谓“明贼贤之咎”，正是下略的主要内容，讲的就是君臣关系，其大致内容如下。其一，“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认为，国君若好大喜功，施政烦苛必激起民怨，民怨则君臣不和；相反，如实行清静政治，会招揽更多忠臣。其二，政令严肃。认为“邪臣”得势，原因在于国君政令失当。其三，惩恶扬善，即国君必须“知去就之节。”认为，用贤臣则邪臣惧，用邪臣“则贤臣毙”。